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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读刘禹锡
发布日期:2020-04-02    作者:肖晓爱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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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禹锡,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,与柳宗元并称“刘柳”,与韦应物、白居易合称“三杰”,与白居易合称“刘白”,后世谓之“诗豪”。其最为我们熟知的作品应是传世名篇——《陋室铭》,著有哲学著作《天论》三篇,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成分在内,但同时也体现了作者认识上的局限性。刘禹锡的作品,诗词赋、论说文俱全,因其作品的广泛性,更因其诗文中强烈的入世精神,倍受后世推崇。
  刘禹锡当日与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相善,其才华志向尤受器重,遂被任为屯田员外郎、判度支盐铁案,参与对国家财政的管理,和柳宗元一道成为唐顺宗时期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。但由于革新集团在短短的执政期间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藩镇、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利益,很快宣告失败。王叔文赐死,刘禹锡与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,随即加贬为远州司马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八司马事件”。行至江陵,再贬连州(今广东连州市)刺史。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,史称“八司马”。
 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,无论短篇或长章,清新简洁明快与雄健浑厚刚毅兼备,山水诗的空灵“水底远山云似雪,桥边平岸草如烟”隽永而入画;七言绝句 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” 的哲理,没有艰苦卓绝的付出,不能得到充盈内心的收获;咏怀诗的达观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对秋天和秋色的感受与众不同,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,唱出了昂扬的励志高歌;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更是表现了诗人对人生升沉、世事变迁的豁达襟怀,读来令人心胸为之开阔,精神为之洒脱;“种桃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又来”,对政敌的蔑视、毫不言退的斗争精神跃然纸上,他不怕打击、坚持斗争的坚强意志至今令人敬佩。
  纵观刘禹锡的一生,除了短暂革新时期的意气风发外,更多的应该是屡遭谗言迫害,但也正因如此,刘的作品中反倒处处流露出一种豁达、向上、不屈的精神气质,如同一个斗士,手中之笔即是其武器,我想这也许是刘诗千百年来的魅力之所在。他一反中国文人悲叹个人得失的小情怀,从不绝望,永在战斗,如诗人本人所言“我本山东人,平生多感慨”,尤其是其《杨柳枝词九首》,多遍诵读,便可体会其中另一层况味:傲视忧患、独立不移、迎接苦难、超越苦难,更有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直面未来的乐观精神,闪耀着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。
  人的一生是漫长的,而忧患与困苦是生命的伴侣,唯其有了忧患与困苦,生命的能量才有可能被激发,生命的华章才有可能绽放光彩,假若刘禹锡只是一个人生顺遂的官僚,那他有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官吏;正因为他所经历的,成就了他一代“诗豪”的盛名,从这一点上更是佐证了“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”,从而也让我们更深切的体会到“艰难困苦,玉汝于成”的深意。(肖晓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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